儀隴新聞網訊(記者 余劍 羅中坤) 為照顧多病的妻子他放棄了仕途,幾十年他堅持幫助別人尋找急盼的檔案,長期接觸對人體有毒害的蟑腦丸他卻沒有怨言……他就是儀隴縣檔案局最美檔案人丁文祥。12月12日,在儀隴縣檔案局的庫房里,丁文祥一如往常把庫房內外溫度登記在記錄薄上,然后挪把椅子坐了下來,一邊揉腰一邊跟記者交談,他說,檔案管理工作除了細心和責任心,不需要多大本事,不知不覺在檔案局干了近30年,馬上要退休了還真有點舍不得。
照顧妻子轉崗至“清閑”的檔案館
儀隴縣檔案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于丁文祥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經常疼痛酸軟、坐立不安,單位安排他最后幾個月在家休養等待退休的文件,他卻說聞慣了庫房的特殊味道,不習慣,執意要堅持上班。不得已,單位另外安排了一人協助他工作,減輕他的工作負擔。
記者問起患腰椎間盤突出的緣由,丁文祥輕描淡寫地帶過了,倒是饒有興致地說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說,師范畢業后,在學校、公安局都干過,后來又到了縣委辦,按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平臺,咋一下子又變成了“檔案人”呢?原來,當時剛剛進入而立之年的丁文祥遇上了“麻煩事”,妻子曾玉華患病,丁文祥工作繁忙身邊沒人照料,看著日漸消瘦的妻子,這個吃過紅苕葉子、碾米糠的漢子咬了咬牙后,向領導說明了情況,就這樣,丁文祥到了檔案局這個“清閑”單位,全身心照顧患病的妻子。
幾個月過去了,妻子病情日漸好轉,丁文祥也在不知不覺當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檔案人”,因為他發現,做檔案管理工作并不是那么枯燥無聊,當然,這個工作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清閑”。
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儀隴縣檔案事業恢復整頓時期,百業待興,丁文祥和其他工作伙伴一道投入到檔案資源征集管理工作之中。為了征集接收縣屬公司,區、社(鄉鎮)1980年以前的檔案,丁文祥和同事們經常往來于單位、鄉鎮之間,收集了各類書籍、報紙等資料,接收了地名檔案、人口普查檔案、宗譜等專門檔案資料。“光宗譜就一百多本,包含70多個姓氏。民國檔案就有16812本。”丁文祥說,這些數字他早已記得清清楚楚。
在新時期,檔案管理工作進入新階段,丁文祥再也不用像以前東奔西走,一遍又一遍去催收其它單位的檔案。丁文祥在做好庫房檔案管理的同時,結合平常具體工作積極參與檔案管理的規范化建設,積極指導機關、企事業單位檔案室規范化建設,為全縣檔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檔案利用成為最“驕傲”的時刻
丁文祥把自己的工作總結為八個字:收集、整理、保管、利用。而他最看重的是利用這個環節,用他的話說,管檔案的目的就日后有利用價值。
他遞給記者一本名為《張思德傳》的書,在書的后記中,作者陳惠方細細敘述了創作張思德傳記的創作歷程,其中就特別提到丁文祥:“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在浩繁的檔案庫中,查閱張思德生父張行品的平凡材料,因為材料特殊,最后終于在一摞待處理的材料堆中覓得。”為此,作者特意從北京寄來了這本親筆簽名的樣書。
查閱工作是一項單調的工作,長時間接觸對人身體有毒害的樟腦丸不說,還會經常遇到一些不懂檔案又很固執的查閱者,加上偶爾會提供一些錯誤信息,這對于負責查找工作的丁文祥來說,是既費時又費力的事情。丁文祥從不擺臉色拿架子,而是不厭其煩、負有耐心和責任心地逐卷查找,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這位同志態度很好,工作也耐心負責。”這是雷春述、張榮學等人在找到檔案之后的肺腑之言。1970年12月至1972年12月,儀隴當時有5000人響應號召參加襄渝鐵路的建設,雷春述、張榮學等人也名列其中。由于當時施工設備簡陋,特別是打隧道的粉塵等嚴重危害民工的身體健康,部分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矽肺病,時至今日,一些人年老力衰、生活困難。
2008年國家決定對襄渝鐵路的矽肺病患者進行補助,由于不少人提供不了依據至今無法享受到。“終于找到了依據,幸虧檔案局還保存著這些資料,真的是太感謝了。”張榮學領到生活補助后,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從丁文祥負責庫房工作以來,接待了來檔案局查閱檔案的利用者3萬余人次,利用檔案8萬余卷,并為他們出具證明和復印所需文件,做好查閱登記記錄,同時及時編寫檔案利用實例,方便以后更好利用。
收集6份地契成為“鎮館之寶”
記者在儀隴縣檔案館查閱室看到,該館至今還保存著丁文祥收集回來的清朝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時期和民國時期房屋、田地買賣地契6份。最早的一份地契是嘉慶年間的,距今已有200多年歷史,而最早的族譜記載時間是清朝康熙二十八年。
據儀隴縣檔案局龔勇介紹,丁文祥在檔案局工作幾十年,對檔案有了特殊的感情,他一直堅持做好庫房內外的溫濕度和檔案檢查記錄登記,并采取有效措施調節室內溫濕度,使檔案資料時時處于適宜的溫濕度中,并且每年都對館藏檔案資料進行的全面清理、檢查、倒柜和理順工作,做到徹底地、最大限度地排除檔案保管保護中的不安全隱患,使得6份地契能完好地保存下來,成為檔案局的“鎮館之寶”。
說起這6份地契,丁文祥滿臉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他說,為了這些地契,他和同事還發生過爭執,還差點被同事扔掉了。記得是在縣城搬遷之時,檔案館搬遷工作繁瑣復雜,僅打包檔案就花去了半年時間,在檔案的再整理過程中,有人主張能舍則舍,而這些地契在一些人看來毫無利用價值,丁文祥卻不這么看,他當每一件檔案都是自己的“兒女”,一樣都舍不得丟,就這樣,這6份記錄著普通人和人類歷史變遷的地契保存了下來。
記者看到,最早的一份地契寫明日期是“嘉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記錄了梁繼魁、梁益興、梁益有公孫三人立文契內容:“立出賣地文契人梁繼魁梁益興梁益有公孫情因家下負債深重難以填完,只得公孫商議,梁繼魁愿將梁規山滾子平地腳下分受地第二股上抵繼學,地腳為界……”接著一份地契是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陳典祿的房屋買賣文契。6份地契跨越了清朝和民國年間。
縣文管所一位工作人員介紹說,買賣土地行為在清朝民間十分盛行,這些地契是雙方買賣土地時,經過官方認可的一種文書,在民間已不多見。這些地契真實地反映了清朝時期房地買賣關系、地價變動、農民負擔程度等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些情況,對研究舊時儀隴地區的社會關系和晚清時期民間房地買賣文契、契約文書形式都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