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郎擔： 見證團結初心 激勵奮進斗志

“我們是各民族的優秀子孫，我們是中國真正的主人。漢、滿、蒙、回、藏、苗、彝，親密團結在一起……”這是延安民族學院的校歌。這些音符，唱出了民族地區各族兒女內心的情感，也成為我們民族基因里的紅色印記。

1937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機關遷駐延安，從此，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抗日戰爭的指揮中心。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大批愛國青年、革命者沖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奔赴延安，他們在延安民族學院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文化知識。

在內蒙古博物院解放之路展廳陳列著一件國家一級文物——貨郎擔，它見證了賈力更烈士喬裝成“貨郎”，護送蒙古族、漢族革命青年赴延安民族學院的動人故事。

創辦民族學院 倡導民族團結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口號提出后，全國各地各民族青少年紛紛奔赴延安。

隨著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綏蒙地區抗日形勢日趨嚴峻，培養一批熟悉本地區情況的民族干部，更好地開展對敵斗爭，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39年至1941年，大青山地區黨組織動員選派100余名蒙漢青少年到延安學習，年齡最小的云照光只有10歲。”內蒙古博物院研究員云小青指著陳列柜里的貨郎擔介紹，“賈力更烈士在歸綏城郊開了個雜貨店，經常肩挑貨郎擔，手搖撥浪鼓，走街串巷，出入鄉村，以此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他就是挑著這副貨郎擔護送革命青年去延安的。”

資料顯示，這副貨郎擔由箱，貨筐，貨郎鼓，墊架，蓋簾，扁擔組成。扁擔長209厘米，寬5.3厘米；貨筐口徑45厘米，高26厘米；箱長48厘米，寬35厘米，高40厘米。

1939年7月，在賈力更、張祿的帶領下，布赫、奇峻山、云照光、云晨光、云成烈、李文精、朱玉珊、李永年、云世英、巴增秀、云曙碧、張玉慶等22名蒙古族青少年踏上了去往延安的征途。他們打扮成農民模樣，挑著貨郎擔，以打短工為名，向黃河邊進發，他們走了一個多月，每個人的腳上都磨起了水泡，在經過米脂、綏德之后，終于到達了紅色圣地——延安。

中共西北工委很重視這批蒙古族學生，把他們集中編成蒙古青年第55隊，送往陜北公學參加學習。

1939—1941年間，賈力更烈士先后選送了三批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學習，為培養民族干部做出了貢獻。1941年3月，賈力更奉調帶領一批青年赴延安學習。19日，行至綏西張啟明溝時與敵遭遇，突圍時不幸犧牲，時年34歲。

這副貨郎擔，擔起了賈力更烈士在革命道路上的初心使命，擔起了培養民族干部的希望。

1940年陜北公學成立少數民族工作隊，1941年6月又成立民族部，這就是延安民族學院的前身。隨著少數民族學員不斷增加，成立一所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學校的行動開始醞釀。

“為加強黨的領導及開展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年成立。”云小青研究員說，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培養大批的少數民族干部，194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陜北公學的基礎上，把中央黨校民族班、西北工委民族問題研究室、抗日軍政大學、中國女子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等院校的少數民族學員集中起來，創辦了第一所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學校——民族學院，院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兼任，烏蘭夫任教育處處長。入校學習的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滿族等少數民族和漢族學員共200多名，其中蒙古族學員占40%，是延安民族學院人數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

弘揚紅色傳統 培養革命火種

英雄雖已犧牲，然而承載在貨郎擔里的希望火種和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代代相傳。

我國著名法學家王仲方20歲時到延安民族學院執教，學校里沒有統一教材，王仲方就根據學生的情況、文化程度自己編著教材。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些學生因為來的地方不同，各個學生文化程度也不一樣，在這個情況下，組織教學還是挺不容易的。”

王仲方從各種課本里面、從黨的文件里面、報紙里面甄選出一些適當的材料，自己刻鋼板，再油印出來，供學生們學習。《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黨的抗日十大綱領》……都曾經是他們的學習材料。

曾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處副處長的宗群1958年在《中國民族》撰文《回憶延安民族學院》記載：“學院的教學組織是以班為進行教學的單位。每班設主任教員一人，相當于今天的班主任。他們的職責除了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外還做聯系各科教師的工作。各個班基本上是根據學生的漢語文程度組成的。多數是各民族的混合班……各班的教學計劃是根據學生們的具體情況制訂的。課程主要是文化課和政治課，有：漢語文、數學、史地、政治和時事等課。各班文化課的多少和他們的文化水平成反比。為了發展各民族的語言文字，蒙古族學生還要學習蒙語文，藏族學生要學習藏語文。此外，還有不定期的關于民族問題的報告。”

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使每一名學生對民族關系都有了嶄新的認知。

此外，生產勞動也是延安民族學院的一門“必修課”。《回憶延安民族學院》記載：“有的到幾十里路以外的山上去開荒種地；有的參加季節性的鋤草、送糞；為了冬季取暖有的去到山林里伐木燒炭，有時會遇上野豬和黃羊，有時會聽到豹吼和狼嚎。也有的從事紡棉線或紡毛線，而且有些人還能紡頭等線。有的學會了打窯洞，就三五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進行打窯洞的生產，大約用十天到半個多月的工夫，他們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涼的窯洞了。還有的參加集體種菜，同時個人種菜。義務的集體種菜勞動，所得的收益歸集體所有，個人種菜的收益則歸個人所有。每當收獲蔬菜的季節，生產的南瓜、西杠柿等大有吃不勝吃之慨。這樣就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的。”

云小青研究員說：“民族學院從1941年創辦到1948年結束，歷時7年。隨著戰爭形勢的需要，從延安遷址定邊、城川，轉戰陜北。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保持民族平等、團結友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校風，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民族學院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民族干部。”

傳承紅色基因 庚續精神血脈

定邊是紅軍到達陜北的第一站，由于黨在定邊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及較好的文化教育基礎，1944年5月民族學院遷址定邊。為使少數民族學生直接融入民族地區鍛煉，1945年3月民族學院由定邊搬遷到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鄂托克旗（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鎮，沿襲民族學院建制，改稱城川民族學院。

隨著抗戰形勢發生變化，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從民族學院抽調一批干部和學員前往綏蒙地區和陜甘寧地區工作，高年級的學生們紛紛離開延安民族學院，他們要到抗戰前線去，到群眾中去，到困難的地方去。抗戰勝利后，延安民族學院部分師生，返回內蒙古地區開展自治運動，為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做出了貢獻。

延安民族學院培養了大批少數民族干部和從事民族工作的漢族干部，曾經，他們青春似火，懷揣著希望和信仰播撒革命的火種，如今，在他們曾經揮灑血汗的土地上，紅色基因已經深深扎根。2002年，城川民族學院舊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學院城川紀念館，2017年，又在原址恢復建立了城川民族干部學院。如今，“紅色課堂”“紅色體驗”“紅色活動”“紅色經歷”正在城川紀念館、城川民族干部學院如火如荼地開展。

“新時代，城川紀念館、城川民族干部學院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就必須堅持正確的辦學方向，把學院辦成民族干部黨性教育的基地，辦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地。”內蒙古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主任孫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準確把握和全面貫徹我們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動民族地區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領域風險隱患，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而團結奮斗。”

擊鼓催征，我們聽到了踏上新征程的號角。

“……今天是各民族學習的伙伴，明天是革命中戰斗的先鋒。同志們，讓我們攜起手來，高舉起民族革命的旗幟。邁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團結的新中國！”延安民族學院校歌激勵各族人民團結協作、共創未來。今天，在偉大建黨精神的激勵下，我們肩上的“貨郎擔”擔起的不僅僅是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的初心，更擔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本報記者 院秀琴）

編輯：張雨婷 責編： 編審：蒲勇 監制：鄧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