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銅鼓，人們大抵都會想到輝煌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1976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萬家壩出土了5個銅鼓。據(jù)考古學家鑒定，它們不僅是距今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物，也是中國現(xiàn)存的最早的銅鼓。銅鼓的形狀像圓鼓，上有蟾蜍等各種精巧的裝飾圖案，大鼓的直徑有的達到二點三米，小的也有七厘米左右。作為中國古代廣西、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區(qū)祭祀與娛樂的一種重要打擊樂器，我們至今仍能在文化遺立的發(fā)掘與保護中聽到它那跨越千年的雄渾之聲。
這樣的銅鼓，儀隴就曾有過。
流江河在儀隴大山的深處，一路裊裊婷婷地走到了大漢末年，終于看見一位身背銅鼓的僧人在凌云山麓舍筏登岸。憑著一傘、一缽，他艱辛地完成了一座圣殿的化緣。數(shù)年之后，一座寺廟出現(xiàn)在了儀隴的西部。每當夕陽西下，倦鳥飛還，雄渾而蒼涼的銅鼓聲便從暮色蒼茫的寺廟傳向四方，天長日久，這座廟被人們喚著了銅鼓廟，到后來，干脆連地名都叫做了銅鼓。
公元五世紀初，南朝在儀隴設縣，縣址就選在了銅鼓。雖然在不長的時間里縣城就遷到了凌云山以東二十里外的金城山，但歷史的驚鴻一瞥，畢竟還是為銅鼓留下了一絲驕傲的亮色。沒有挽留住縣城的銅鼓于是又有了一個穿越千年的別名------舊縣壩。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儀隴縣文物管理所組織人力對舊縣壩進行了考古性發(fā)掘，在距地表約一米深的泥土內，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瓦礫、地基石、溝滴、陶缸、碗、盤、筒瓦、花紋磚等殘塊斷片。在一個今天叫著大堂壩的外面還保留下了一小段城垣和位于南門外的土地廟遺址，城垣基高一米五，寬三米，厚四米，由夯土筑成。土地廟系石料建造，廟中神像已不知毀于何年何月，唯門柱上的楹聯(lián)仍依稀可辯：
“職居五行末；
位列三才中。”
上聯(lián)點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土”為末；下聯(lián)點出在天地人三才中，“地”居中，形象地道出了神廟主人的身份。當?shù)剞r民統(tǒng)稱這一帶為土城子。
時光如水，流走了太多的歲月，千五百年前的繁華縣城只留下了付與蒼煙落照的土城子，但它輝煌的前世卻并沒有完全消逝它的蹤跡，今天，我們還可以從那些當?shù)剞r民的文昌田、龍神地、階基田、望鄉(xiāng)臺、犀牛望月田，閻王地、馬圈地等名稱中去復原當年一些建筑的具體位置。
大約到了趙匡胤發(fā)動陳橋兵變的那個年代，一個名叫李協(xié)恭的人在舊縣壩降生了。不到三歲時，他父親即因病去世。孤兒寡母，難以為繼，無奈之下便跟隨母親陳夫人到舅父家度日。舅父陳君憲讀過一些詩書，考慮到其妹年輕守寡，恐因意外而敗壞家風，于是強令其改嫁，陳夫人堅辭不從。在一天夜里，她給兄長留書一封，請他念舅甥之情，好好照顧年幼的協(xié)恭，然后便逃到大儀山東南的觀音庵出家為尼。陳夫人出走后，陳君憲可憐協(xié)恭年幼孤苦，毅然承擔起了撫養(yǎng)義務。這個苦水中泡大的孩子自幼聰慧，七歲入私塾，懸梁刺股、程門立雪，漸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佳境。宋太宗雍熙年間，他赴京應試，蟾宮折桂，喜奪狀元，被授梓州刺史。其人為官清正，治學嚴謹，不但官聲赫赫，還文筆燁燁，著有《茹鱗集》二十卷。
中國科舉千年，儀隴卻僅此狀元一個，李協(xié)恭不僅是舊縣壩人的驕傲，更是儀隴一縣的榮光，家鄉(xiāng)人不僅在縣城為他建造了高大巍峨的狀元牌坊，還將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狀元街。直到今天，他都余威尚在，與朱德、張思德等人并列于儀隴十大古今名人榜中。
李協(xié)恭之后，舊縣壩復歸沉寂，聽憑銅鼓寺雄渾而蒼涼的鼓聲辭別了宋朝，又送走了元與明。連年不絕的戰(zhàn)亂，人口漸稀的蕭條，甚至都沙啞了銅鼓寺的鼓聲。
雖然我們可以把努爾哈赤對于漢朝的統(tǒng)治歸結為異族對中原的侵略，但它畢竟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而且這種前進的方向在銅鼓也活生生地體現(xiàn)出來。清初，湖廣填川的浪潮席卷銅鼓。我曾在另一篇文章《別樣的賽金》中提及到它：“有山有水的流江河兩岸擠滿了蟻攢而來的移民，其上游一個土肥水美的地段，被先期到達的人們‘插占為業(yè)’，因此地四面環(huán)山，形如一口碩大的鍋，于是這里的地名便被十分形象地取之為金鍋。”
高產的種子，先進的耕作技術，湖廣發(fā)達地區(qū)的生活理念，刷新了古老的銅鼓。慢慢地，金鍋成了銅鼓的中心，銅鼓場被人喚著了金鍋場。
正是在湖廣填川的人流中，一戶劉姓人家從廣東乳源向銅鼓不遠萬里而來，在凌云山西麓扎下根來。大約二百年后的1877年，劉家又喜添了一位男丁，其父賜名劉壽川。
可別小看了這劉壽川，在銅鼓，他可是堪與李協(xié)恭齊名的人物。史載，壽川先生少年聰穎，八歲讀書，十九歲中秀才，在成都中西學堂、四川高等學堂畢業(yè)后，于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1906年夏，他在日本宏文學院畢業(yè)，加入同盟會，是張瀾的至交。回國后，曾任順慶府中學堂教習和監(jiān)督、第一屆省議會議員、朱德旅部咨謀、楊森軍部秘書長、成都造幣廠廠長、南溪、忠縣、通江3縣知事和儀隴縣教育局長、財務委員會委員長、縣參議會副議長等職務。
但真正讓壽川先生青史留名的卻不是上述這些有著各種頭銜的經歷，而在于他是朱德的老師與朋友。他的地位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青少年時代的朱德，而朱德后來影響了中國。
朱德早年在在順慶府中學堂求學時，即受到在校任教的劉壽川的喜歡與器重，老師的民主革命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朱德。后來，朱德與劉壽川一起辦過儀隴高等小學堂。當朱德感到“教書不是一條出路時”，劉壽川鼓勵他走“從軍報國”的道路，認為朱德有救國救民的志向，具有軍事才能和資質，極力主張朱德遠赴云南，還贈送了路費。在他的鼓勵下，朱德考取了云南講武堂，并加入了同盟會。
1922年，朱德在經歷了十余年征戰(zhàn)，在對各種思想、主義和政治派別進行認真比較和獨立思考后，轉而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布爾什維克黨。他辭去軍職，只身前往上海、北京尋找共產黨。不料遭到陳獨秀的拒絕，遂寫信給在重慶的劉壽川商量，表示要到馬克思的故鄉(xiāng)德國留學。劉壽川十分贊同朱德的選擇，他說：“日本維新是學德國的，中國要謀富就應直接學德國，不要拐彎學日本。”并趕到上海，親自送朱德上船，又贈送巨資作路費。朱德在德國仍然與劉壽川保持著聯(lián)系，寄回信件和照片，劉壽川也常常寄錢給朱德作為留學費用。回國后，朱德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廣東國民政府代表的名義前往楊森部，爭取楊森參加北伐。劉壽川當時在楊森部隊任秘書長，知道楊森投靠吳佩孚的陰謀已經形成，立即向朱德透露了消息，并送朱德離開了楊森的駐地萬縣。對老師冒著個人生命危險救他脫險的大恩大德，朱德始終銘記在心，終生不忘。
全國解放后，劉壽川被安排到川北行署任委員。1952年川北行署撤銷后，劉壽川到了成都，擔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同時被選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5年，劉壽川在北京見到了朱德。朱德親自陪劉壽川參觀了官廳水庫。兩位老人拄著手杖，興致勃勃地爬上水庫高地，觀賞巨大的水利工程，朱德對劉壽川說：“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希望劉先生回到四川，協(xié)助政府興辦水利。”
1959年，朱德考慮到老師年事日高且體弱多病，極需子女在身邊照料，以頤養(yǎng)天年，于是便親自批示將劉壽川之子劉長征從北京調回成都工作。臨行前，朱德向劉長征交代說：“你父親年紀大了，身邊需要人照顧。你回去后，一面要好好工作，一面要照顧好老人。”劉長征回到成都后，把朱德所講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父親。劉壽川聽后，激動萬分，沉吟半晌后，拈須吟誦道：“無情未必真豪杰，偉人亦有赤子心。”
1962年夏，劉壽川病重住院，朱德親致電慰問，并請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到醫(yī)院代為看望。7月1日，劉壽川不幸病故，省里舉行了追悼會，朱德派人送了花圈，并親筆題寫了墓碑文。上款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參事”，中間是“劉壽川先生之墓”，落款是“朱德一九六二年七月”。
1933年，紅軍解放了銅鼓，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并在劉壽川家院墻壁上書寫了“赤化全川”四個大字標語，紅軍北上后，他冒著極大危險將其保存到解放。
1953年，金鍋鄉(xiāng)更名為銅鼓鄉(xiāng)，鄉(xiāng)人民政府從金鍋場搬遷至銅鼓場劉壽川先生大院，直到今天，鄉(xiāng)政府還在那里辦公，大院也保存完好。
今天的銅鼓寺，依舊香火旺盛，但肇始于漢代的鼓和那雄渾而蒼涼的鼓聲卻早已不見了蹤跡。宗教的銅鼓走失了，時代的銅鼓卻動地而來，瑯瑯的書聲，林立的小樓，繁華的場鎮(zhèn)，歷史的底蘊，使銅鼓如一顆擦拭千年的明珠，在凌云山西麓毫光四射。前些年，壽川先生故居前不遠處的一宗地竟以每畝近三百萬元的價格成功出讓，成為轟動儀隴一時的新聞。人們在驚訝之余，需要咂舌的卻更多的是銅鼓巨大的潛力與繁榮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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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隴新聞》2025.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