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 璨 的 文 星

   在宇宙天地之間，每一顆星星都是璀璨奪目的，而在北斗七星中，位于斗柄與斗勺連接處，斗勺上的第一顆星天權星，無論是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還是在千年封建科舉制度與近現代應試教育中，都是被當作主管文運的星宿，故而人稱文曲星。千百年來，人們普遍認為文章結構得錦繡、詩賦鋪陳得風流、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特別是其中能金榜題名、走馬帝京，且被朝廷錄用為大官的人都是文曲星下凡。

   而在儀隴，就有這樣的一個鄉鎮，它不僅長時間內文運亨通，而且直接以文曲星命名，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星鎮。

   文星鎮東沐永光，南聞響水，西語二道，北晤永樂。給人的感覺是四方友鄰，八面玲瓏，但實際它地處營山、蓬安、儀隴三縣交界處的縣域東北部。雖偏屹于一隅，卻因山青水秀、人杰地靈而聲名大震。在它的南面，是風景秀麗的魏家山，東面是云蒸霞蔚的文星寨。而它的神秀卻是集中表現在它的前后山之處。如果我們在鎮前面的綠水河畔尋一制高點，可望見其后山之形似臥龍，雖不及南陽諸葛廬之美，卻有西蜀臥龍山之秀。山上建于明末清初的任家庵占盡山水，俯瞰全鎮；而回目細觀它的前方山形則形似一只振翅欲飛的鳳凰，雖無百鳥朝鳳之聲，卻有萬物唱和之勢。龍鳳相向翔舞，造化鐘神秀。鳳翥龍騰，天作之合，上風上水，祥土吉地是也。特別是在近年來小城鎮建設與新農村建設政策的滋潤下，文星大地祥和安康，尤如像一顆晶瑩的明珠在肖水河畔熠熠流光。

   文星最早時并無場鎮。但從任家庵山下通過的儀隴至營山那一條驛道卻給了它成為場鎮的機會。幾間茅屋搭在一棵傍山窩而生的大黃桷樹下，當地人稱么店子，而過往行旅則它叫窩窩店。據文星鎮一老先生所編撰的《文星鄉鎮風情》中記載：公元1628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大廈傾頹的崇禎十七年，文星開始在窩窩店興建場鎮。因為左右有龍飛鳳舞的絕佳地勢，所以場名就叫龍鳳場。惜乎場鎮剛有點頭緒，就遭遇了明末清初的農民戰爭，龍鳳場幾度腥風，幾度血雨，黃桷樹葉落根斷，窩窩店門可羅雀。直到大清江山甫定，又才開始重建工作。在綠水河上架起拱橋與石平橋各一座，當地人習慣將橋北稱為老街，橋西南是一排又一排的茅屋，因為臨河，干脆就叫河街。雖然在以后的幾百年中龍鳳場鎮面積擴大了不少，但其最初的格局卻難以老去，至今仍可見其當年凝聚商機人氣的本樸匠心。

   明末本屬亂世，但龍鳳場后來卻記住了一個百姓的名字---- 任志雄。也就是在崇禎末年，任志雄兄弟不遠萬里，在湖廣流民的浪潮中停泊于龍鳳場插占為業。傳代到任登美（當地人稱美老爺）時，因種種外力影響，本博通儒學，頗有才氣的他，竟看破世事紛紜，官場虞詐，悄然放棄科舉，無心角逐功名。且忽生了卻凡塵之念，竟斷七情之根，痛割六欲之瘤，捐出家中田產二百挑，在臥龍山頭建起一座寺廟，落發為僧清修去了。

   寺廟座落于臥龍戲水之地，面向飛鳳朝陽之山，呈四合院型。如從龍鳳場拾級而上，需出一身汗水方能禮佛朝圣。寺中主要供奉阿難一尊與迦葉一尊。莊嚴偉岸，俯瞰眾生。其中阿難全稱“阿難陀”，漢語的意思就是“歡喜”與“歡慶”。他是釋迦牟尼的堂弟，侍從釋迦牟尼二十五年，為十大弟子之一，由于長于記憶，在師兄弟中稱“多聞第一”。傳說釋迦牟尼涅槃后，五百大羅漢聚集在一起，為了防止異端邪說，阿難當眾誦出釋迦牟尼生前的言論，集結成佛教專論，成為后學經典。而迦葉則全稱“摩訶迦葉”，意為飲光。古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人，屬婆羅門種姓，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傳說他少欲知足，年輕時常修頭陀行，故稱作苦行僧與“頭陀第一”，他是釋迦牟尼涅槃后第一次五百羅漢大會的召集人，也是首席大羅漢。和阿難一樣，都是佛教中舉足輕重、一言九鼎的神仙人物。庵內還塑有騎青獅的普賢、馭白象的文殊菩薩、鎮廟的韋馱天尊，其圣像莊嚴、普度眾生炎態，讓人仰之彌高。

   讓后人一直弄不明白的是，削發為僧并自取法號“靜志”的任登美為什么要將寺廟取名為任家庵？任登美自號“任家”可能不難理解，但“庵”就不太好理解了。因為在古代漢語或宗教語言中，庵一直是女者削發為尼的居處，全然和男僧無關。個中似有淵緣還是有故事，怕只是千古之謎了。

   不管名姓是否正宗或有違常態，任家庵都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走到了今天。它的意義還在于，它自明末戰亂之后，迎來了龍鳳場這片土地上宗教由毀于戰火到重新鼎盛的回歸。一方凈土再現，香火重新點燃。自它以后，龍鳳場先后出現了活靈山前的活靈寺，活靈山下的新觀音廟，聳峰山上的聳峰道觀，大鵝山梁的五佛山廟，寒抱埡的五通廟，綠水河橋頭的王爺廟，肖家橋上的潘家廟以及金羊村的聶家廟。有清一朝，龍鳳場道觀巍峨，佛號如歌，香煙裊裊的綠水河畔漲滿了善男信女們對于今生美好、苦修來世的精神寄托。

   而最受推崇、至目前也保存得最完好的卻是位于老街的關帝廟。它建于清咸豐年間，是一座主體建筑規模宏大、氣勢非凡、雕梁畫棟而又不失莊嚴肅穆的廟宇。由于是為供奉三國時期蜀國的大將關羽而興建的廟宇，當地也稱之為武圣廟。

   在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中，關公崇拜是最獨特而復雜的文化現象。它既是民間崇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政權構筑以“忠義”為核心的正統文化的重要文化符號。在漫長的發展和演變中，關帝崇拜融合了儒、道、釋三教，承載了大量豐富的文化內涵，既體現鄉土中國民間原生態風俗，又帶有濃厚的廟堂官方色彩。承載著三教合一的傳統文化的根系。

   在古樹、古街的陪襯下，龍鳳場的關帝廟更顯莊嚴肅穆。這座以木質為主、輔以青石、火磚的宮殿式建筑，檐牙高挑，檐角飛翹，華貴典雅，卓爾不群。入廟之門，洞開三眼，均為青石壘砌。兩側偏門上曾有精美的楹聯與匾額，惜乎十年浩劫期間被破毀殆盡，留給今人眼簾的只有累累鏨鑿之痕。唯有正中拱門，高盈丈余，兩側的楹聯雖也沒有逃脫鏨鑿之厄運，但門頂上的“圣廟”兩個大字卻保存了下來。大約是當年滿臉浮躁、不學無術的紅衛兵們沒有找著那么長的梯子只好悻悻作罷而殘存下來遺跡。雖經歲月侵蝕，字跡依舊風采如初，圓潤飽滿，高高在上，以一個淡定的文化之眼靜觀人間的世事大千，凝目視之，心中頓生一種難以言說的震撼。  

   進得廟門，便是過廳，過廳之上，其實就是戲樓。所謂“傾刻間今古千秋；方丈內河山萬里”，在那些文化生活單調的久遠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聚首樓下，在咿呀宛轉的唱腔與急緩有致的鑼鼓絲弦聲中撫今吊古。從過廳走進去，是一方院壩，兩側建有廂房，從前乃是觀戲的兩廊與場地，現在是鎮政府的辦公地。與戲樓相對的是主殿，內供有關帝與文昌二圣。大殿之上，高懸有“經天緯地”與“萬法歸一”兩塊巨大的牌匾。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因大殿嚴重毀壞，而文物部門一時半會兒又拿不出錢來修建，鎮政府經有關部門同意后，對大殿進行了拆除，修建了新的辦公樓與住宅區。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要求下，當地在辦公樓頂上新建了一處可遮風雨的去處，將關帝與文昌二圣安置在了那里，以期謀求鎮街賜福。

   1940年，國民黨政權在龍鳳場建鄉。解放后沿襲此名成立了龍鳳鄉人民政府。“文革”時期，為順應時代需要，更名為前鋒鄉。1977年，中國在鄧小平的主導下恢復高考，前鋒鄉年年“狀元”輩出，高、中考錄取人數居全縣各鄉鎮之最。大有文曲普照，魁星點斗之吉祥之兆。恰逢1980年全縣地名普查，當地依其地形將其更名為文星。

   因為有文星之名，文星小學也顯得更加神秘神奇。它地處任家庵，在龍頭之上，人們都說這里大出人才是風水地理之故。所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儀隴“普九”戰役小學與初中分設時，當地又將文星中學修到了鳳頭之上。天空有文曲星照，地上有龍鳳呈祥，似乎冥冥之中，真還保佑了文星一鎮的文運通暢。

   但我知道，我是個唯物主義者，看待事物應該辯證而理性。地理與風水的美好固然造就了一個學習的好地方，但當地黨委、政府尊師重教的習慣養成與師資的強盛和敬業更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當地學校的鄉土教材里，我們能窺見文星老鄉----著名抗日愛國將領、參加過淞滬會戰的陸軍中將劉公篤將軍與博學廣才、詩文出眾、書藝精湛列入洛陽碑林、譽滿南國、廣西大學著名文科教授吳子厚先生的偉岸的身影。

   作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三軍副軍長，劉公篤將軍由于歷史的原因其是非功過我輩不便評說，但從《勇者無敵》、《壯士出川》等近年來新出的影視作品者，我們能依稀可見將軍當年叱咤風云的身影。

   而吳子厚的事跡則要詳實得多，先生于1945年考入中華大學（即現武漢大學），畢業后參加人民解放軍隨軍南下。1951年在廣西日報做文藝副刊編輯，1957年反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雖然工作幾經變動，命運歷遭坎坷，但始終對中國古典文學情有獨鐘。1979年調入西大中文系任教后，先生如魚得水，更潛心于古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將全部心血奉獻給剛剛恢復的高校教育和求知若渴的弟子們。他的學生、人民日報的官建文有文這樣評價老師：“像他這樣的南下干部、飽學之士，不去謀一官半職，甘于寂寞與清貧，一簞食、一瓢飲，拂去千秋紙上塵，瀟灑于汗牛充棟的古籍中……先生考據、賞析，樂在其中。”在先生九十華誕之際，曾于病床上自述《九十述懷》一首：

“昆侖莽莽掃庭除，

講舍宏開道不孤。

九十行年非易度，

三千弟子五車書。”

   先生辭世后，他的學生、廣西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黃南津教授含淚撰寫了一副挽聯：

“忠良板蕩頌風雅，

慈愛弦歌育棟梁。”

   人生易老，斯人已去，但兩位文星鄉賢，宛如文、武兩顆明星，深為鄉梓敬仰，引為榜樣，奉為楷模，時時激勵后昆奮翅上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曾數次前往文星采訪過一位殘疾鄉村教師，他的名字叫羅清泉。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在高高的高隆山上，他拖著一條殘腿，辛勤耕耘幾十年，將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送入了更高的學校。我撰寫的長篇通訊《高隆山下的獨腿教癡》曾在當年引起廣泛反響并獲新聞獎。我以為，正是有了羅清泉們的奉獻，才有了文星“狀元之鄉”的璀璨。而我的忘年文友、八十三歲高齡的蕭開基老師，一生桃李滿天下。雖從教學崗位上退出多年，但他退休不賦閑，不但一直筆耕不輟，且培育了無數文學愛好者與包括他的兒子蕭紅濤在內的文化大家。不少人走出文星，走出儀隴，成為了川北大地乃至蜀中頗有影響的文化工作者。所以我要說，正是這片土地上先賢的潛移默化與老師們誨人不倦地傳道授業解惑，才正組成了文星人文教育燦爛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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