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邀請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景漢朝，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二級大法官沈亮，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楊春雷，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劉釗，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劉炤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改革舉措與成效，并答記者問。
4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改革舉措與成效發布會，這是為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的首場發布會。
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景漢朝，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二級大法官沈亮，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楊春雷，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劉釗，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劉炤出席發布會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法改革舉措與成效，并回答記者提問。
新時代政法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
針對新時代政法領域的歷史性變革，景漢朝重點介紹了三個方面的內容。
? 第一，改革重構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執法司法公信力顯著提升。
一是從權力結構和管理體制上強化辦案責任。為了解決原來人人都能辦案，辦案要層層報批，責任不清的問題，實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和司法責任制。就像醫院的醫生、護士和行政人員一樣，把法院、檢察院的工作人員也分為法官檢察官、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三大類，實行單獨職務序列，分類管理，各司其職。選拔一定比例的政治過硬、辦案水平高、業績突出的人員專門擔任法官檢察官，實行“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的辦案責任制，大大強化了辦案人員的責任。
二是建立健全執法司法權制約監督機制。為了防止各種關系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干擾和影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不斷健全制約監督的制度機制，完善責任體系，“放權不放任”。比如，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擴大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案件的范圍，暢通人民群眾參與、監督執法司法活動的渠道，依法公開執法司法的依據、過程、結果等等，讓正義以人民群眾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還建立了防止干預司法的制度，對領導干部和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一律記錄、全程留痕、定期通報、嚴肅追責。
三是改革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和人、財、物管理體制、制度。建立與法官檢察官單獨職務序列相配套的薪酬等制度，完善依法履職保護機制，讓司法人員“心無旁騖”地辦好案件。因地制宜，逐步實行省級以下法院檢察院編制、有關人員、財物等統一管理，防止地方保護主義干擾，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
四是改革政法機構職能設置。黨委政法委機構職能進一步優化，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進一步加強。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群眾訴訟。最高人民檢察院改革內設機構，強化專職專能。組建國家移民管理局，加強對移民及出入境的管理。整合司法部和原國務院法制辦的職能，重新組建司法部，優化司法行政機關機構職能體系。
? 第二，進一步健全訴訟制度機制，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公正與效率相統一。
一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明確刑事案件在偵查、起訴、審判環節的基本證據標準，讓案件的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充分發揮庭審的作用，事實調查在法庭，質證辯論在法庭，定罪量刑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確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懲罰、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二是開展民事訴訟繁簡分流改革。根據不同案件類型，適用不同辦案程序，大案精辦、簡案快辦，在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前提下，一般的簡單案件進入“快車道”，整體辦案質量和效率顯著提升，降低了訴訟成本，實現了司法資源的科學配置。
三是建立公益訴訟制度。針對一些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及時保護的情況，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國有資產保護、食品藥品安全、英烈保護等領域提起公益訴訟，督促恢復生態、制裁假冒偽劣、挽回國家損失，保護社會公共利益。
四是大力構建互聯網司法新模式。緊跟互聯網時代發展的步伐，將現代科技手段和司法活動深度融合，立案、繳費、開庭、調查、送達以及各類訴訟服務都可以在網上進行，有些當事人拿一部手機就可以打官司，非常方便。在互聯網司法這個問題上，中國確實走在了世界前列，也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同行的認可。
? 第三，不斷完善便民、利民改革舉措，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
一是狠抓“兩頭”，大力推動立案和執行訴訟程序體制機制的根本性變革。改革立案審查制，實行立案登記制，人民群眾打官司更便捷，讓“立案難”成為歷史。創新民事執行體制機制，發揮政治優勢，加強綜合治理，強化信息化建設，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網上指揮系統，實行“黑名單”制度，不斷完善“一處失信、處處受限”聯合信用懲戒機制，促進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執行體制機制和管理方式重大變革，形成了國際執行法治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
二是持續開展“減證便民”行動，組織清理各類“證明事項”13000多項，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辦事難、辦事慢、辦事繁問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累計發放居住證超過1.3億張。深化交管服務便利化改革，發放電子駕駛證1.1億個，惠及50多億人次。
三是制定實施法律援助法，擴大法律援助范圍，全國基本實現看守所、人民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蓋，切實解決困難群眾“打不起官司”問題。建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近三年人民法院共發放救助金29.5億元。
四是加快推進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國家統計局組織開展的調查結果顯示，2021年全國群眾安全感達到98.6%，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偏科”現象得到改變
各項檢察業務協調充分發展
黨的十九大以來，最高檢結合檢察職能調整，通過一系列改革創新，形成了“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的工作格局。在新的工作格局下，檢察工作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楊春雷對此進行介紹。
新機構重塑之后，檢察工作全面得到了提升，改變了過去以刑事檢察為主的“偏科”現象，實現了“四大檢察”各項業務協調充分發展。
提出了做優刑事檢察，現在來看刑事檢察的質效更優。首先，在司法責任制落實過程中，辦案質效都得到普遍提升。比如說，因應嚴重暴力犯罪比例大幅度下降、輕微刑事犯罪上升的形勢，檢察機關踐行“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2021年不批捕、不起訴的數量比2018年分別上升了28.3%和1.5倍。2018年10月刑事訴訟法修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得以落實，現在適用率持續穩定在85%以上。很多犯罪分子真誠認罪悔過、回歸社會，從源頭上維護了社會穩定。
民事檢察提出“做強”。2018年，全國檢察機關提出民事抗訴、再審檢察建議分別是3933件、4087件，到2021年已經達到了5319件、8803件，分別上升35%和115%。監督數量多了，精準度也高了，提出再審檢察建議，法院采納率從2019年的57.5%上升到2021年的96.9%，有力地促進和維護了司法公正。
行政檢察提出“做實”。2019年-2021年，受理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分別是3.1萬、5.4萬、6.4萬，逐年明顯上升。同時，針對行政爭議由于法定程序等問題長期無法實質性解決，從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部署“加強行政檢察監督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專項活動，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6304件，2021年持續深化鞏固，又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9100件。其中，訴爭10年以上的435件。
公益訴訟檢察有序推進。2021年7月至2021年底，檢察機關緊盯關注民生熱點難點問題，共立案辦理了公益訴訟案件超過56萬件，期間還開展了一系列專項活動，比如“公益訴訟守護美好生活”，2021年辦理食藥領域的公益訴訟案件3萬件，生態環境領域的公益訴訟8.8萬件，督促修復被損毀的耕地、林地、草原43萬畝，督促修復被污染的土壤47.8萬畝。積極穩妥拓展辦案新領域。到2021年底，新領域的案件辦理了6.2萬件，主要是保護公共安全、網絡安全、個人信息安全，同時也有效維護了婦女、老人、殘障人員的合法權益。
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檢察機關對的業務也在不斷擴展，原先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刑事執行檢察工作也不斷拓展，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時候，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也納入檢察機關的業務范圍。還有知識產權檢察，也在探索專業化發展，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
下一步，檢察機關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格局，秉承新理念，狠抓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發展，以此來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立案難”問題已經成為歷史
有記者提問“人民群眾反映的‘立案難’‘執行難’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沈亮作了具體介紹。
? 一是著力破解影響司法公正的難點堵點。比如針對“立案難”問題，2015年5月，法院改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大大降低了立案門檻。據初步統計，全國法院目前能夠做到超過95.7%的案件當場立案，長期困擾群眾的“立案難”問題已經成為歷史。比如，針對生效判決“執行難”的問題，2016年至2019年，最高法全力開展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攻堅行動，針對執行工作查人找物難進行改革創新，建成了網絡查控系統，實現了精準在線查人找物，完善聯合懲戒體系，公布失信被執行人的信息，限制高消費，倒逼其自動履行。
? 二是完善公正高效的訴訟制度。目前全國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已經由2012年的1300萬余件增長到去年3300萬余件。通過改革完善訴訟制度，全面提升辦案質效。經中央批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先后開展了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民事訴訟繁簡分流改革試點，推動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通過科學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實現了簡案快審、繁案精審，使得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高效便捷的實現，法院的審判質效也大大提升。
? 三是優化司法權力的運行機制。全面推行法官員額制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從原有21萬余名審判人員當中，嚴格遴選12.7萬余名法官，同時為法官配備一定數量的輔助人員，讓法官聚焦審判的核心事務，其他事務性工作交由輔助人員辦理，各類人員各歸其位、各盡其責。
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出一大批便民利企政策措施
在回答記者關于公安系統“放管服”改革成效問題時，劉釗表示，公安部不斷深化推進“放管服”改革，持續推出了一大批便民利企政策措施。
一是在圍繞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方面，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2014年以來，全國有1.3億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21年的46.7%，戶口遷移政策普遍放開放寬，中西部地區除省會（首府）市外，基本實現了城鎮落戶零門檻。東部地區除少數超大、特大城市外，進一步放寬了落戶條件，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更加便捷。居住證制度實現全覆蓋，全國共發放居住證超過1.3億張，以居住證為載體，與居住年限等條件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進一步健全。
二是在聚焦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方面，5項戶口遷移和開具戶籍類證明“跨省通辦”，申辦出入境證件“只跑一次”和“全國通辦”全面落地。累計辦理戶口遷移和開具戶籍類證明“跨省通辦”業務51萬余筆，累計簽發出入境證件、簽注2.6億多本（張、枚），98.5%的群眾只跑一次即可完成出入境證件辦證手續，91%的群眾完成現場申辦出入境證件手續不到30分鐘，推動公安服務政務事項在公安部“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實現全程網辦，僅互聯網交管服務就惠及35億人次。
三是在著眼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方面，推出服務長三角航運樞紐建設10項措施，服務航運企業發展16項新舉措，服務人才引進系列措施，實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人員出入境便利安排，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試點成熟的移民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主動對接京津冀、長三角、海南自貿港、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建設發展需要，深化移民和出入境管理改革創新，促進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
2019年至2021年底
巡回檢察發現監獄問題3.2萬余個
巡回檢察制度創設以來取得了哪些成效？對此，楊春雷作了具體介紹。
巡回檢察是檢察機關對刑罰執行工作進行監督的重大創新。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對監獄、看守所監督主要是依據設置的駐所檢察室，駐監、駐所的人員比較固化，形成了一種熟人社會，“因熟生懶”、不愿監督的問題時有發現。
2018年，最高檢黨組提出巡回檢察工作，首先各級檢察院成立巡回檢察組，定期或者不定期到監獄、看守所進行巡回檢察，開展監督，發現糾正問題。2018年5月，首先在山西等一些省份進行試點，確實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績。2018年10月，修改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把巡回檢察這項制度明確為法律職責。到現在為止，對監獄和看守所的監督方式就是派駐+巡回，以派駐為基礎，巡回視為一種互補的方式。從2019年開始，監獄巡回檢察工作全面鋪開，到去年年底，全國開展巡回檢察總共有4000余次，發現監獄的問題3.2萬余個，檢察機關通過提出檢察建議、糾正違法意見等方式，糾正了2.6萬余個。在巡回檢察履行監督職責同時，也把檢察機關巡回檢察與查辦司法工作人員相關的職務犯罪深度融合，從中也發現了一批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線索，查辦了一些案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共同維護清正廉潔的司法環境。
最高檢在2020年11月首先對陜西、湖南和廣東三個監獄開展了交叉巡回檢察，去年在5月至6月，又對7個省的監獄開展了巡回檢察，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檢察機關在履職過程中，共發現自身履職方面的問題152個，同時也幫助監獄發現監管、執法方面的問題313個，一批違法“減假暫”案件的線索。實踐證明，巡回檢察制度對于增強法律監督的實效，促進監獄監管執法和罪犯改造具有深遠的意義。所以，巡回檢察既是對檢察機關駐監檢察履職方面進行監督，同時也幫助刑罰執行單位發現一些問題。
下一步，檢察機關將繼續進一步深化監獄巡回檢察工作，全面推開看守所檢察工作。同時，探索對社區矯正機構的巡回檢察，讓高墻內外的司法、執法更能體現公平和正義。
行政復議體制機制進一步優化
2021年的案件數量較改革前
增長22.3%
行政復議體制方面的改革情況如何？劉炤對此作了解答。
行政復議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司法部指導各地按照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方案的要求，將分散在政府部門的行政復議職責整合到政府統一行使，實現一級政府只設立一個行政復議機關，“一口對外”受理行政復議案件，優化了行政復議資源配置，暢通了行政復議申請渠道。按照“事編匹配、優化節約、按需調劑”的原則，為政府行政復議機構合理調配編制，增強了工作力量。目前，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出臺了改革實施方案。其中，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實現省市縣三級行政復議職責集中。各地進一步加強行政復議規范化建設，普遍建立行政復議（咨詢）委員會，出臺了配套制度，統一了辦案標準，優化了辦案流程。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聚焦重點領域，強化監督功能，加大對違法和不當行為的糾錯力度，為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過改革，行政復議體制機制進一步優化，辦案質量和效率也得到提升，行政復議的權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都明顯增強。越來越多的群眾選擇通過行政復議表達訴求、維護權益，2021年的案件數量比改革以前增長了22.3%。各地按照“應收盡收、應調盡調、應糾盡糾、應賠盡賠”的原則，注重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約70%案件實現“案結事了”，行政復議化解行政爭議主渠道的效果初步顯現。
對2018年以來法院改判為無罪的
246件案件啟動追責
在推動錯案追責方面，檢察機關有哪些措施和成效？面對記者提問，楊春雷作了認真回答。
司法責任制是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檢察機關怎么去落實，怎么把司法責任制落下去，這是關系司法公正的基礎問題。最高檢帶頭進行落實，同時也帶領全國各級檢察機關構建“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運行機制。同時，完善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體系，讓辦案終身負責落到實處。
首先，在頂層設計方面，制定修改“四大檢察”辦案規則，明確了檢察官、檢察長、檢委會的權力范圍，以清單的方式督促檢察人員在授權范圍內履行職責。同時，也完善了司法責任認定和追究，以及檢察官懲戒等一系列工作機制，努力使檢察權關在籠子里，不讓大家亂用權。
其次，在制度落實方面，2021年3月，對2018年以來法院改判為無罪的案件啟動追責，各級檢察院對246件刑事錯案進行調查核實，最高檢對錯誤關押10年以上的22件案件進行掛牌督辦。截至去年10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刑事錯案追責。
同時，還有一系列加強檢察權內部監督制約的機制，外部有紀檢監察組，內部有系統的檢務督察，對業務、行政各方面進行監督。另外，業務上的監督還有一個案件管理機制。有這樣的一些制度進行監督，能夠從源頭上有效防止司法腐敗，也能保證檢察人員依法用權、公正履職、廉潔司法。同時，檢察機關不斷推廣數據賦能檢察職能，通過數據對比來創新監督模式，發現有些檢察人員不公正履職甚至濫用職權的行為，依法處理。
總的來看，錯案追責意義重大、成效明顯。首先，它給我們一個強烈的信號，就是“糾錯不能止于國家賠償，追責必須落到責任主體”，也就是讓大家知道有權必有責、辦案終身制，這絕對不是空話。其次，從業務角度講，也促進檢察人員進一步樹立證據意識、程序意識，倒逼司法辦案能力，提升整體辦案質效。同時，我們也對“慵懶散亂”進行了專項治理，讓大家自查。對于一些違規違法“減假暫”、訴訟監督不力等問題，檢察人員公正司法、規范司法意識進一步提高。再次，我們推動了有錯必糾社會共識，人民群眾也堅定了對司法工作人員的信心，司法公信力也進一步得到了提升，得到了社會方方面面的認可。
下一步，檢察機關還要健全完善上下一體的司法責任追究體系，以倒逼的方式來懲戒違法亂紀甚至犯罪的檢察工作人員，最終使他們對法律有敬畏、心存信仰，也知道權力與責任是共存的，防止檢察權濫用和司法腐敗問題的發生，使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檢的主體責任得到進一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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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隴新聞》2025.01.26